毋庸置疑的是，財政對推動經濟增長、提高生產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財政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過增減稅收、購買、轉移性支出等方式，熨平經濟波動、調控社會供需，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第二，統籌財政資源，發揮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第三，通過財稅體制改革，充分調動地方財政積極性。在財政推動“富裕”的基礎上，人們更為關注的是財政如何保障“共同富裕”的“共同”，也就是促進公平分配、改善人民生活。為此，本文將重點研究財政在調節分配中的作用，通過建立分析框架，多維度分析財政在促進社會公平中的作用。
一、財政與分配：基本分析框架
（一）平等的經濟學內涵與公平分配的維度
從經濟角度看，人與人的平等本質上是效用的平等。影響到效用的主要經濟變量有消費、閑暇、財富、公共服務、利他精神等，由此影響到居民效用平等的經濟因素也有多種。居民的消費和閑暇要建立在擁有可支配收入的基礎上，因此要達到消費平等和閑暇平等，關鍵是要實現居民間可支配收入平等，這也是狹義的收入分配平等。
居民將可支配收入用于購買商品時，因為商品價格中含有間接稅而需要支付稅收，由此產生間接稅的分配。購買會產生公共服務，它涉及了教育、醫療、養老、就業、公共基礎設施等領域，公共服務平等主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仙草百痛康體現。利他精神主要是指通過幫助他人使自身幸福感提升，這是從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層面進行分析，在改善他人效用水平的同時促進人人效用平等，發揮慈善公益事業在三次分配中起到的調節分配作用。因此，公平分配的經濟維度包括：可支配收入分配、財富分配、間接稅分配、基本公共服務分配。這幾個維度的分配均體現在國民收入循環中。
（二）國民收入循環過程與公平分配的實現
財政的本質是國家主導的分配活動，研究國民收入的分配過程最有效的分析工具是“資金流量表”。資金流量表集中展示了國民財富在各個部門間的分配情況，涵蓋了國民收入循環的四個環節。
第一，生產環節，也稱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環節，由企業主導、通過生產要素創造增加值，生產環節產生的分配是要素收入分配，例如勞動者報酬屬于勞動要素收入，營業盈余和資本折舊屬于資本要素收入。第二，再分配環節，由主導，通過稅收、轉移性支出等手段影響、企業和居民各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分配。第三，使用環節，各部門將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資或消費，其中消費包括消費和居民消費。第四，積累環節，也就是上述投資在部門和企業部門形成的資本積累，以及在居民部門形成的財富積累。
財政手段貫穿于國民收入循環全過程。在生產環節，征收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生產稅，并通過基本建設支出等手段，影響整個市場的財富創造，在該環節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分別取得初次分配收入，活動會影響要素收入初次分配。在再分配環節，通過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等稅收手段和養老金、醫療金等轉移性支出手段，會影響到要素收入再分配，并直接作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配。同時，提供的公共服務會影響居民間的公共服務分配。
在使用和積累環節，一方面，居民購買的消費品的價格中含有間接稅，會產生間接稅分配問題；另一方面，對居民財富征收的財產稅會影響財富分配。需要說明的是，要素收入分配本身并不會直接影響居民效用，它不是最終的分配結果，而是影響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環節。要素收入分配與居民收入分配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前者的變化是引起后者分配狀況發生改變的重要原因，因此影響前者分配格局的因素也會間接影響后者的分配狀況。
二、居民收入分配份額：演變和比較
（一）部門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
再分配則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由主導、通過經常轉移的形式對收入進行分配，主要包括所得稅、社會保障等形式。通過社會保障收支、仙草百痛康從哪兒買向居民征收個人所得稅影響居民部門分配，以及通過向企業征收企業所得稅影響企業部門分配，分配結果使、企業和居民分別取得各自的可支配收入。基于此，可以分別測算出1992—2019年國內四大部門的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
1992年以來，部門收入分配格局經歷了向和企業部門傾斜到逐步趨于穩定的變化。90年代初期，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經濟快速發展、金融市場逐步完善等因素顯著提高了企業經濟效益，降息政策、拓寬融資渠道等手段也減少了利息支出，有利于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分配收入的快速上升，企業部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份額平均上升了約8個百分點和1個百分點。
同時，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改革激發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提高了稅務部門的稅收努力，以及疊加人口紅利、技術模仿紅利、工業化和城市化紅利，共同推動了稅收高速增長，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部門分配比重。這一時期，企業部門和部門分配份額的提高，要素收入分配向仙草百痛康膠囊資本要素傾斜，直接導致了居民收入分配份額明顯下降。直至2007年，黨的會議報告提出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強調“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此采取了最低工資制度、擴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等措施，使得居民收入份額穩步上升。
將各部門再分配份額與初次分配份額相減，得到各部門在再分配環節的得益或損失情況。與初次分配份額相比，部門在再分配環節始終處于凈得益地位，尤其是2000年后多數年份的調整效果高于1%，這主要由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快速增長，使得再分配份仙草百痛康官網正品保障額上升。宏觀數據上看，2000—2018年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分別從999.63億元、659.64億元增長到35323.71億元、13871.97億元，二者年均增速高達20.77%和19.20%。
相反，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再分配環節一直為凈損失狀態，也主要是受到企業所得稅的影響，側面說明了主導的再分配環節是以企業部門作為主要調控對象。1992—2010年間，個人所得稅規模、社會保險繳款不斷上升，同時社會保障支出力度也持續加大，支出側和收入側互相對沖促使居民部門在再分配環節從凈得益變為接近零值。而后，受到“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政策的影響，2010—2017年居民部門再分配調整效果重新處于凈得益地位，分配份額呈上升趨勢。2017—2019年居民部門再分配調整效果則略有下降、低于零值。
（二）居民收入分配份額的比較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份額呈現逐年上升趨勢。但是，通過比較若干國家（地區）部門可支配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居民部門收入分配份額略低，約為60.31%，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例如美國（77.76%）、英國（67.11%），也低于發展中國家，例如巴西（73.79%）、南非（62.69%）。反之，我國企業部門收入分配份額偏高，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分配份額大多高于其他經濟體，直接擠壓了居民部門的分配份額。
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份額較低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緩慢。一方面，居民投資渠道狹窄且不暢。眾所周知，企業融資除了通過自有資金，還可以通過權益性融資和債務性融資。然而，相比發達國家，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程度不足，企業融資渠道和居民投資選擇有限，導致居民仍然以工資或勞務報酬為主要的獲取收入方式。截至2019年，居民部門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性收入分別為513472.1億元和44429.9億元，后者不足前者的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銀行儲蓄利息率不斷下調。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銀行儲蓄是居民的主要投資渠道。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央行多次下調存款利率。以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為例，從10%左右降至如今2%左右，制約了居民利息收入仙草百痛康北京醫苑堂的增長。
二是我國長期保持較低工資水平。我國平均工資處于較低水平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我國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過剩狀態，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應屆畢業生規模龐大，導致了勞動力市場出現結構性供過于求的現象；另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的低工資政策仍廣泛存在，疊加我國尚未建立市場化的工資形成機制，拉低了整體平均工資水平。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拉低了勞動要素分配份額，而居民收入主要來自勞動要素收入，進一步導致收入分配份額的下降。
根據幾個國家（地區）居民收入分配份額的變動規律，人均GDP越高往往居民收入份額也越高。然而，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份額不僅低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甚至也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可見，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份額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